邓小平时代-读书笔记

最近抽空读完了《邓小平时代》花了大约40天,实在看得慢

前一半的大陆版,后一半读的香港版

的确两个版本呈现的内容和措辞有一些区别,香港版陈述得更为直接,对敏感信息的披露也更多,我不知道我摘录的一些原文会不会触发敏感词而导致blog被封,反正也没在国内备案。

我人比较懒,看书看得慢,虽然买得很早,但面对这么一本”巨著”,索性一直放在kindle里面没有翻开过。

今年,我是带着一些问号来看这本书的,因为18年开年,和美国的贸易战导致了一系列经济数据上的减缓,传导到民间就是物价上涨,加上P2P和现金贷这两个前两年互联网金融狂飙突进的产业暴雷,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怀念邓公”韬光养晦”,”永远不做出头鸟”策略的声音,这些声音几乎都来自于我微博上关注的财经界的大V,所以是时候了解一下这40年经济发展的力量来源,翻翻这本书了。

于我而言,这本书也是了解国家政治局决策历史的一种方式,所以读完这本书后,我又把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买来看。

读完这本书,有一些过去对政治的认知得以修正:
1.没有一劳永逸的决策,决策永远基于过往的经验来对未来进行计划,所以有其局限性,管理也是如此,需要不断的根据数据修正决策以及决策适用范围。
2.民主太难了,并不是说民众配不上民主,民主源于人民达成初步共识,需要有合适的内外环境,可以呼唤民主,等待民主,强行民主并不适合一个废墟上建立的国家。举一个例子,见过居住的小区的基层民主吗?
3.高层管理者对于被管理的人经受过的痛苦是无法感知的,在国家看来,民众很多时候的确只是统计数字,媒体应该将民众的现状反馈上去,现在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虽然很多时候是民众自身觉醒自发传播,但比以前要好多了。像《大空头》Brad Pitt说的那句话:失业率每上升1个点,40000人死亡。从这个视角看,民众的确如蝼蚁 。
4.在政治环境中必须有人要做坏人,坏人并不一定是绝对意义上的坏人,有时候是被“安排”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坏人必须得有人来演,尽管并非他本人的意愿。一切与人发生来往的环境都是政治环境。
5.权力在政治环境中始终是一个逐步收缩的过程,最终形态即是法西斯独裁。
以下为一些我的摘录:
粉碎文革,恢复秩序
发展中国家特别高兴地听到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也欺负和剥削他国,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当给它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

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文革”及其模范典型大寨和大庆。当他念到“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深入、广泛、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想必会让代表们感到特别心酸,因为周恩来本人正是那场运动的主要批判目标之一。

邓小平的部下从打击徐州的派性转向打击徐州所属的整个徐海地区的派性,然后又扩大到江苏全省。江苏省1975年是全国最乱的省份之一,1974年末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江苏却下降3%。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挨批的干部害怕犯政治错误,他们担心毛的政策会有反复,如果不抓政治只抓经济和生产,他们又会挨批。

5月21日,邓小平结束为期一周的访法之行回国 3天后,主持召开了由国务院牵头的全国钢铁工作座谈会。邓小平不能公开谈论让很多干部担心的事——毛泽东有可能改变想法,在“四人帮”的怂恿下再次打击那些注重抓经济的人。

邓小平当时心中明白却不宜公开说明的是,毛泽东曾在4月18日让他放心,并就姚文元4月23日的文章写下批示,进一步表明他现在反对批判经验主义,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工作。

毛泽东让邓小平接过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权后不久,他征得毛泽东同意把自己的一批理论人马扩大为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正式机构,该机构设在国务院下面,其实是由邓小平亲自领导,由过去就是这个智囊团首领的胡乔木继续负责它的日常工作。

为了减少受“四人帮”和毛泽东批评的风险,邓小平指示说,杂志采用的稿件一律送政研室审查,以避免一切有可能激怒激进派的言论。胡乔木在创办刊物的请示信中采取了预防措施,宣布刊物将遵循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关心的是继续得到毛的支持,因此告诫剧本作者不要夸耀自己的成功;他还建议作者的妻子给毛泽东写一封感谢信。

为了减少毛泽东提出反对的风险,他谨慎地重申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包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有关教育的教导。但是他也试图进行真正的改革。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感到了“评价《水浒》”运动的压力,1975年9月20日他进手术室之前把自己关在医院一个小房间里,仔细阅读了有关1931年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一桩案子(“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该案称他涉嫌公开发表脱党声明。他在进手术室之前对妻子邓颖超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把他的话告诉了汪东兴,请他转告毛泽东。

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做一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绩,“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急”。

远新给伯父汇报完以后,毛泽东指示 8个人继续开会,他们也照办。毛远新11月7日又向伯父汇报说,让邓小平做出让步的事毫无进展,毛泽东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逐渐增加开会的人数,使压力层层加码,直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拥护“文革”。

40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对象,自己的长子跳楼致残,他对“文革”无疑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无怨无悔地听从毛的命令。

邓小平知道,毛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操控大局,事实上已经来日无多。但是,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

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据邓榕回忆,当父亲在年初开始大力进行整顿时,他已经估计到有可能挨批和丢官,他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尽管邓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时,他在1975年与毛泽东划清界限、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毛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5天后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即使在漫长的会谈中也能始终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专注,这正是邓小平面对压力时坚毅刚强的性格的一种体现。

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 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周恩来去世周恩来走在了毛泽东之前,这使毛泽东得以影响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

仅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

10月5日下午叶帅分别与华国锋和汪东兴商量,他们决定由华国锋发出通知,在第二天即 10月6日晚 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这也有常例可循);宣布的会议内容包括 3个重要问题:出版《毛选》第五卷,筹建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过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

大约在同时,华国锋和叶剑英还派出一队特别人马前往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以确保“四人帮”余党无法向社会传播消息,不公布任何新闻,直到把“四人帮”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为止。“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二天,北京市委的谢静宜和清华大学的迟群也被隔离审查。

四人帮”被捕两天后,上海的余党因为与他们联系不上怀疑出了麻烦,开始为武力反抗做准备。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第一次出示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期间给他潦草写就的纸条:“你办事,我放心。”。

许多在“文革”中靠整人发迹的领导人,托庇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想让权力落入受过打击的人手中;已经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更愿意让他们仍未获准恢复工作的朋友回来。

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没有心情满足汪东兴和李鑫两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为他的复出做准备时,他要肯定“两个凡是”。邓小平告诉他们,如果把“两个凡是”奉为教条,为他平反的事就说不通,对天安门广场示威的肯定也说不通。

邓小平没有看那封信,而是让邓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这可以理解,没有必要为这种装样子的事道歉。邓小平还称赞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此文已收入《毛选》第五卷)。他说,他欢迎胡乔木回到写作班子。

解放思想,重振经济,对外开放
4年后邓小平的权力得以巩固时,批评者说他对党内民主已经不感兴趣,而是把权力全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中央党校很快就成了党内创新思想的中心,一些老干部也偶尔放下日常工作,来这里跟教师和学员一起探讨新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中国的经济领导人中,谷牧的地位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谷牧受到如此的尊重,在从欧洲考察归来后,他就被委以指导促进外贸和发展。为了打消对谷牧在汇报中有所夸大的顾虑,最熟悉国外发展状况的老干部——叶帅、聂荣臻和李先念——都称赞谷牧的介绍既客观又清楚。

曾在中国几乎对外隔绝的时期领导着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在9月9日的闭幕会上宣布,中国已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期。陈云得知务虚会上的一些发言后,对自己的老部下李先念说,会议应该延长几天,听一听不同意见。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务虚会两个月前曾与邓小平见过一面,他准确地观察到了邓小平当时的心情,他对卡特总统说,邓小平很着急。

叶帅德高望重,论资格可以追溯至1927年的广州起义,但他从不贪图个人权力,现在则成了“拥立领袖的人”。

1)解放思想;( 2)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法制;( 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 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 6)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对起草人说,他决定把后面几个主题合并成一个,在最后的讲稿中只谈4个问题。

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而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光远看来,邓小平12月中旬支持“民主墙”到 3个月后将其关闭,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朝鲜国土虽小,自视却很高,表现之一是,它很在意出席每年国庆节庆典的外国官员的人数和级别

日本为它所造成的可怕悲剧道了歉,并立誓帮助中国的现代化,日本人希望这次访问能开创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纪元。

稻山嘉宽是在日本招待邓小平的一位重要的工商界人士,他从 1957年就开始向中国出售钢材;到 1971年,他的公司已在把武汉钢铁厂改造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钢铁厂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他的一些雇员对他向这家过时的苏联式钢铁厂转移如此多的技术,而不是去建新厂赚钱而有所不满。稻山回答说,他很乐意改造这家工厂,因为1901年他的钢铁公司八幡制铁在日本开办第一家工厂时,铁矿石就是从武汉运来的,他很高兴现在能回报这个城市。

中美关系正常化
而且在通知台湾总统蒋经国时采用了很不得体的方式——让美国官员在凌晨把他叫醒,告诉他当天稍后美国将宣布与台台湾断交,与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的随行人员中不仅包括大报和新华社的记者,还有中国的首席新闻播音员赵忠祥,他在美国负责制作半小时的节目,每天行程结束后传回国内。

当国会议员逼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时,邓小平回答说,“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他说的时候不苟言笑,国会议员们再也不敢追问下去。

各单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让单位上司及时了解哪一条指示最重要,邓小平、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这使本单位的领导核心对于如何做不会惹麻烦,如何向中央争取资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邓小平在1980年6月27日说,稿子还是写得太消极。他不但让起草人更多突出毛泽东支持过的正面事情,而且要求他们承认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原因。

大跃进”的问题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此法拉奇的提问便以“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会保留?”作为开始。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 。

作为头号领导人,他知道仅仅靠法规并不足以让群众服从他——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具有发自内心的普遍尊重的国家,而其部分原因又在于长期以来公民们总是看到领导人在随意改变法律。

一国两制
1981年9月30日,这份文件由叶剑英元帅在国庆日前一天的公开讲话中正式发布。让叶剑英来做这件事,是因为早年国共结成统一战线时他供职於黄埔军校,在国民党中有不少老朋友。叶剑英的「九点建议」包含以下内容:谈判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双方应当为「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创造条件; 欢迎台湾人民来大陆投资经商;统一之後台湾将享有高自治,可以保留它的军队;台湾现在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包括私人企业和财产权,将保持不变。

邓小平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後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

两年後的1987年,蒋经国在病榻上废除了实行已久的戡乱法,使反对党合法化,从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础。

驻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邓小平常用吐痰来强调重点;在场的人看到,邓小平和戴卓尔会谈时,不时往痰盂里吐痰。

戴卓尔夫人与邓小平结束会谈走下外面的台阶时,被一名记者的提问分神,脚下一滑导致膝盖着地。这一插曲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并在香港的晚间新闻播出,後又在香港电视上反覆播出。这个画面给人的印象是,戴卓尔夫人受到邓小平强硬姿态的震慑,差点磕了个头,幸亏有身边的柯利达搀扶才没有跪下。她用了一句中国的成语:「百闻不如一见」当她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重复这些话时,英国外交部的中国问题专家听得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话会毁掉他们一直以来与北京达成的善意。不出他们所料,中方对此大发怨气。在戴卓尔夫人访华後的一周里,香港股市下跌了 25%,恒生指数从6 月的1300点跌至10月的772点。
胡耀邦与思想解放失败
胡耀邦处境艰难。北京的「婆婆」太多,胡耀邦处在他们的压力下很难真正控制党组织。他有名义上的权力,也有邓小平为他撑腰;他仍在主持会议,领导日常工作。但是他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北京以外。他去全国各地视察,鼓励当地干部努力克服现代化的障碍。在胡当政的几年

他总共走访1,703个县,占全国全部县的80%以上;走访了全国183个地区中的173 个,1987年1月被革职之前,他还打算视察余下的10个地区。

夏衍在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时宣称,这次大会堪称作家们的遵义会议。就像毛泽东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一样,中国作家在这次会议上摆脱束缚,宣告了自身的独立。这类言论激怒了保守派。出席会议的很多人都是党员,但李先念从他的女婿、与会的部队作家刘亚洲那儿了解到会议情况後,把它斥为一次反党会议。